洞房给新婚妻子讲党史
　　延安时期，“陈云在洞房给新婚妻子于若木讲党史”曾经被延安的党员干部传为佳话。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，由于疲劳过度，导致流鼻血的旧病复发，一时非常严重。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从陕北公学选调学生党员于若木来护理他。
　　到陈云身边工作，于若木后来回忆道：我去后，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，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。因为医生要求静养，他不能做很多工作，所以便经常和我聊聊天，有时还让我唱革命歌曲，我唱了苏联的《祖国进行曲》给他听。相处久了，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。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：“我是个老实人，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。你也是一个老实人。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，能够合得来。”不久，我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，陈云同志把他作为我家的代表，郑重其事地把他请来，向他说明了我们打算结婚的想法，征求他的意见。我二哥对陈云同志的印象甚好，欣然同意。于是，我们在1938年3月结了婚。我们的婚礼十分简朴。结婚那天晚上，陈云只花了一元钱，买了些糖果、花生，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，就算是婚礼了。婚后不久，陈云曾用3个晚上给我讲党史。讲到大革命失败后，盲动主义给党造成的损失，讲到顾顺章、向忠发叛变后对党中央造成的威胁，讲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。以后，陈云又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五个月，结业后，我又进了马列学院学习。到那里讲课的，大多是中央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大学者。陈云也去讲过党的建设。这门课的内容十分严肃，他讲了一个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，就是要奋斗到死，用上海话说，就是要干到“翘辫子”，给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坚定了大家革命的信念。由此可见，陈云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。陈云比于若木大14岁，此时陈云已经是个经过生死考验的成熟革命者，而19岁的于若木只是个学生党员。用于若木的话来说，“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，在他面前越显得自己幼稚无能。”对党员的教育，对自己亲人的教育，陈云同样严肃认真。
　　对党史问题要实事求是
　　陈云对党史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一贯坚持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曾经担任陈云秘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在陈云身边工作时，听到他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。比如，关于所谓“伍豪启事”问题、关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等。
　　1932年2月，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从叛徒口中得知“伍豪”是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用的别名，便想出在报上刊登“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”假消息的毒计，企图瓦解共产党的人心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此事被“四人帮”用来攻击周恩来。周恩来当即驳斥，指出这是敌人的造谣。但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，对敌人的阴谋并不知情，对当年地下党辟谣的情况也说不清楚，便打电话问陈云。陈云虽然在当时的临时中央，但已经离开特科，到全国总工会工作，只知道是敌人造谣，并不知道辟谣的具体经过。为防止他们再拿这件事做文章，1972年5月，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，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称自己知道这件事，并指出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，共产党员要负责任，需要向全党、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。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。同时，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“我现再书面说明，这件事我完全记得，这是国民党的阴谋”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许多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得到平反，有关部门召集这些同志开座谈会，请大家回忆地下工作的历史。陈云作为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，接见了这些曾在隐蔽战线为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同志。陈云在讲话中就提到要把“伍豪启事”的前前后后搞清楚。后来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党史研究室根据陈云的意见，联合撰写了《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》，用确凿的事实说明，“伍豪启事”完全出自敌人之手，我党地下组织在其刊报后，采取了巧妙的办法给予揭露。
　　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，陈云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把历史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。1983年7月，辽沈战役纪念馆请陈云为他们编辑的《辽沈决战》一书题写书名。陈云把书稿要来看后，让秘书整理了《对编写<辽沈战役>一书的意见》。对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陈云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信服，为正确评价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　　推动解决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，陈云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带头否定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，为推动邓小平复出、平反冤假错案、科学评价毛泽东等党内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解决，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1977年3月10日，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前，与胡乔木商量，又征求耿飚、王震等老同志的意见，非常郑重地写了200余字的书面发言稿。3月13日，陈云在西南组作书面发言，明确提出“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，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，是完全正确、完全必要的，我完全拥护”。陈云的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。陈云的发言不同于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会议工作人员要求陈云修改这篇书面发言，在会议简报上刊登，被他拒绝。3月17日，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：“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，我很赞成。”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复出的又一次呼吁。4个月后，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，一致通过《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》。邓小平复出，顺应了历史的要求，符合全党全国人民的愿望，为顺利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实现从“阶级斗争为纲”转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轨道，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。
　　1978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，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，先后提出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平反冤假错案；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，必须既积极又稳重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陈云全力支持有错必纠，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。他领导中央纪委直接负责复查刘少奇、瞿秋白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平反工作，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。
　　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，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，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。对此，陈云反复强调，“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。因此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。有了党的整个历史，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，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，那末，毛泽东同志的功绩、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，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，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”。陈云的意见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　　陈云有关学习和研究党史问题的论述，是他学习哲学和一生遵循的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只唯实，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具体运用，对我们当前学习“四史”仍然具有指导意义。
　　（作者系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）